高适与李白，到底殊途同归

《长安三万里》的结尾，如同一场大型飞花令。不同音色声线、不同口音的人们读出一句句诗词，其中的关键词，就是“长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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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，文人心里的白月光

这些诗句，仿佛印证着片中高适历尽千帆后那句“诗在，书在，长安就在”的喟叹。写念念不忘，写欲罢不能，写月色，写春色，写秋日的落叶，也写离别的回望……有唐一代，诗人们的锦心绣口，付与长安多少偏爱，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足以在浩如烟海的词句中分拣归拢，咀嚼琢磨，再搭建起盛世的依稀模样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也的确让人们看到了那“绣成堆”的盛景。那是年少的高适第一次来到长安时见到的景象。他怀揣一腔抱负，欣喜于入目的一片繁华。人与城，都是那样的光鲜亮丽，意气风发。但这花团锦簇的长安，亦是居大不易的长安，高适铩羽而归，在往后余生中，一次次尝试蜿蜒曲折的、通往长安的道路上。

同样执著于长安的，还有李白。《长安三万里》中的李白，不只有放浪形骸、仙风道骨，更充满对功名的渴求、对做官的热切。那个坚信“少年负壮气，奋烈自有时”的李白被放大了，“长风破浪会有时”的豪气清晰了。兜兜转转，在李白心头，离长安更近的渴望、入仕一展宏图的夙愿始终不曾磨灭。

长安，不只是一座城；与长安有关的一切，也不仅指向盛世的万千气象。长安，是文人心里的白月光、朱砂痣，是理想的载体，是追求的志业，是岿然不动的精神标的。《长安三万里》，讲的正是这追寻的旅程。轮番登场的文人墨客皆前赴后继、从未停息，而他们的魂牵梦萦的长安，却总是缥缈遥远，求而不得。

“但是诗人多薄命”

求而不得，仍要孜孜以求。“你是谪仙人，要回天上，我是世间人，我在世间盘桓。”如片中高适所言，他与李白，便以迥然的姿态，纵身跃入人海，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难以抵达终点的路途。

在高适的回忆里，李白是何其独特而不凡的存在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潇洒不羁的人，可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一个人。”青年初遇时，高适文采平平、耿直木讷，李白惊才绝艳、放浪形骸。当李白流连于胡姬酒肆、扬州风月时，高适的生活里，是不断的磨练与蛰伏。终其一生，他们的性格与际遇都大相径庭；直至暮年，高适成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李白成了潦倒落魄的阶下囚。

但他们真的截然不同吗？

治国平天下，是儒家最高政治伦理信念；做贤臣、辅君王、开治世，是古代文人的传统理想；求功名，入仕途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被视为人生的意义与正途所在。“万里不惜死，一朝得成功。画图麒麟阁，入朝明光宫。”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曾被高适直截了当地剖白于诗中。直至晚年，在蜀州刺史任上的他还因“身在远藩无所预”而“心怀百忧复千虑”。高适如此，李白亦如此。影片中，李白一早便吐露了内心——总有一日，他要功成名就、身退得道。然而，这个被认可、被赏识、被重用的机会，他一直在苦苦等待。

高适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，郁郁不得志是生活的常态。尽管他也在对官场黑暗不满的时刻自我宽慰，“我本渔樵孟诸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”，但仍在年近50岁时选择暂时放下高家枪，到哥舒翰手下做起曾不愿做的掌书记。

两个李白，都是李白

可以说，在现实面前，高适是清醒的，可李白不是吗？他同样清醒，但他拒绝接纳。他渴求功业，却一次次碰壁，到了长安，又被赐金放还。他其实深谙世间的规则，所以写得出干谒诗文，做得了上门女婿，能给永王连写十一首颂歌，关进监狱后给高适的求情诗也句句溢美之词。他懂得世界的荒谬、人生的悲苦，但他终究给自己与这世界画出了一道界线——他拒绝被同化，于是注定无法进入这尘世。

可他也无法彻底放下入世的理想，所以他同样做不到彻底忘名利、离竞逐、息攀比的出世，看不穿也悟不透，于是修道必然难有所成。他希冀以一己之力打破世间藩篱，一次次用洒脱不羁自我慰藉，不断在入世与出世间挣扎拉扯，所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李白，和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静胡沙”的李白，都是李白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，李白与友人吟诵的《将进酒》的段落，是整部影片的华彩乐章。主创们历时一年半创作的这场戏，极尽恢弘壮阔、浪漫飞扬。随着吟诵的诗句，李白和友人击波涛，登天宫，与仙人把酒言欢，在琼楼玉宇穿行，鲲鹏白鹤，云霞星河，上天入地，瑰丽绚烂。而极致的浪漫、潇洒、豪迈，包裹的却是李白的悲凉、愁苦、愤懑。这首以“悲”而起的诗，收束在以酒消愁的豪兴，但酒意醒来，幻想散去，只余滔滔江水拍岸，一轮寒月高悬，和一个有了啤酒肚不复当年飒爽英姿的中年人。但愿长醉不愿醒，又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在一次次失意落寞中，李白仍不断渴望着理想实现的明天。

留下况味，令人欣慰

《旧唐书》评价高适：“有唐以来，诗人之达者，唯适而已。”或许，官至三镇节度使、封渤海县侯的高适称得上大器晚成，实现了“取得功名”意义上的成功，完成了人生理想。但这样的成功，又何尝不是政局风云变幻的产物、不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生？

李白的壮志难酬，以及杜甫、王维、王昌龄等一众文人的艰难困窘，亦是如此。就如片中那个女扮男装的裴十二，虽尽得裴家剑法真传，却因身为女子而无处施展——高、李与她的命运，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。《长安三万里》以诗人们具体的命运，铺展开一幅时代变迁的画卷。看过影片，会明白为什么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，更会感慨为什么“但是诗人多薄命，就中沦落不过君”。

泸水关的中军帐里，年迈的高适再度回想起与李白初见时的模样。广袤旷野中，他们一言“在下李白”，一言“在下高适”，两个少年郎，皆风华正茂，渴望建功立业，这是他们共同的起点。他们的一生，尽管方式有别，境遇殊异，却都始终不曾离开由此延展出的人生路径。片尾，高适卸下铠甲，再度策马驰骋而去——那一刻，他与李白，到底殊途同归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就是追逐理想的三万里。回望那段人类群星闪耀时，一众文人墨客登场、退场，不断奔向那从未寂灭的理想之地，信念不绝，理想不灭，盼望着“心中的一团锦绣，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”。当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影片将这份豁达和虚无的况味留下。

一同留下的，还有思考的空间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如何选择和定义自己的人生？要介入现实还是抱持理想？求而不得是否还值得追求？凡此种种，影片没有评判，没有说教，始终清醒平静，温和包容。作为一部在暑期档上映的动画片，《长安三万里》注定要面对许多年幼的观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抛却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、克制住自我表达的旺盛输出，远比华丽的视觉效果、动人的故事情节，更加令人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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